这个圈子不缺故事
也不缺传说
故事+酒=传说
而事情的本真
永远没有故事精彩
但却真实
我们需要故事和酒
我们也需要真相
自然里发生的事情，就应自然的讲述
事实上，我并不是真的很想去讲这个故事。即便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很多次酒局，喝到酩酊大醉，我也从来没有真的跟人讲过那天的西金乌兰湖边上到底都发生过什么。仿佛是我在潜意识里刻意的希望这个故事可以逐渐沉没在记忆的海洋里一样，因为它就像钉在心灵之树上的一颗钉子，虽然可以挂上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也会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力求真实准确的还原故事的原貌，当然只能以我的个人视角，拼凑我记忆的碎片。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伟大”的，也没有人是“错误”的——在那种环境中，在那种条件之下，每个人都挣扎在自己的极限边缘，每个人都在做出最根性的决定，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必然，一切的结局都是合理。所以，我希望能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就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就好了，茶余饭后提神解闷的谈资，仅此而已，而不要对号入座的对故事中的任何人进行评价。我们都还活着，我们都活得很好，我们的关系和感情都很好，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第一次看到上面那张照片，我记得我是跟义哥正在拉萨的院子里晒太阳。一时间我俩乐的前仰后合。其实我们多少都有点共性，回来之后很少提这个事，不知道怎么就流出了几张照片，还在圈里被传成了这个样子。当时我半开玩笑的说，有一天我来发个帖子澄清一下，义哥当时就答应了，说兄弟这事就交给你。一晃就是半年过去，现在我舒舒服服的坐在家中，喝着红酒，就像对着一位熟悉的朋友聊天一样，开始讲这个故事。
义哥很多人都认识，央视纪录片《无人之境》里的郑义大哥，享有国际声誉的摄影师，对野生动物题材情有独钟。
年初的时候我本来在策划一个去格拉丹东长江源头观测拍摄冰川的活动，引起了义哥的兴趣，加入了我的q群，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结果聊起来我们一见如故，当他提出想去可可西里拍摄野生动物，帮助可可西里制作宣传画册的想法时，我丧失了全部抵抗力。在这也向当时摩拳擦掌想一起去格拉丹东的哥们儿们道个歉，希望大家在那段时间都各自能玩得很嗨，不然我会一直过意不去的。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2月28号，我登上飞往云南的班机，跟义哥，阿泰，小高，巴松、另外一个藏族兄弟汇合，带上了大黄，一起踏上前往青海的旅途。但是巴松在昌都县城突发急病，就在那位藏族兄弟的陪同下去医院挂水，然后两人一起返回云南了。最终探险队就剩下了四个人和一条狗，驾驶两台深度改装过的LC76，就这样闯进了可可西里。
我们原本计划从索南达杰保护站下道，走库塞湖、卓乃湖、可可西里湖一线，但是在保护局领导的建议下，最终改成了二道沟下道。
第一天从格尔木出发，下道之后推进了差不多40公里天就要黑了，我们找了个河床安营扎寨。天气很好，就是风大，手在外面几分钟就冻僵了。新买的帐篷第一次打开，好多机关不会用，四个大男人顶着风吭哧了快40分钟才给支好。因为风大再加上疲劳和高反，就没大动干戈，简单对付了口饭，想着吃了早睡。可是不知道大黄怎么回事，从天黑就一直狂吠，直到第二天天亮，嗓子都哑了，我们起床开始收拾东西了它才停止。
后来我们才发现，营地周围有狼。大黄是个神奇的家伙，晚上什么野生动物在附近它都不激动，就是不服狼。但是狼这个东西也阴的狠，任凭大黄随便叫，它就不远不近的呆着，活活让大黄耗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第一个灾难降临。我们拔营之后还不到二十公里，过一个小小的横沟，义哥的车重重地蹲了下去，就再没站起来——右侧钢板最上面一片直接断了。车的负载太大，油水吃用，每车一吨多的物资随便有。车子坏了，只能卸下货物，送出去修，还好进入无人区不算太深。货物都卸了，另一台车也拉不走，刚好义哥希望能在这里住上几天，拍拍照片，于是小高留下陪他留守。我简单的处理了一下断掉的钢板，对付能开，和阿泰单车返回格尔木修车。钢板是从南方直接空运过来的，最快的航空物流也走了两天一夜，东西到了之后修理厂连夜加班，修好之后立刻出发，再见到义哥和小高也是第四天的事了。
团队重新汇合，大家兴致都很高。就是义哥和小高略显疲惫，因为大黄彻夜跟狼对峙，吵得二人都很难睡觉。再加上冷——晚上温度计测过零下27度，俩人内耗都很大。但是大家回到一起，又能出发了，有啥困难克服不了呢？
在照片的备注信息里，清晰的记录着：拍摄时间2015年3月11日，下午1：17。这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几分钟的事情。虽然我对这个结局有所准备，但是当车尾伴随着咔嚓一声脆响继而下沉陷住那一瞬间，我还是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至少在潜意识里是不打折扣的）。在可可西里，因为压碎冰面而失踪或殒命的故事听的太多了。而且，之前我自己掉过三次水，第一次在海里，第二次在河里，第三次在冰窟窿。尤其第三次，当我整个人掉在冰水里那一瞬间的好像被车撞飞了的感觉，至今刻骨铭心。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握槽，第四次”，紧接着下意识的把左手按在了开窗健上，我知道门肯定已经被冰卡住而打不开了，必须趁断电之前打开车窗。车窗徐徐下降那几秒钟，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就在这个时候，车台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两百米以外的二号车也陷了。刀割一样刺骨的寒风一下子灌进车里，感觉真像是被人接连不断的狂抽双颊。我试了一下车门，果然已经打不开了，没有别的选择，马上爬窗逃生。
选择走冰面，我一直是很反对的，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义哥对东北的生活经验和可可西里当下的严寒，走冰面能节省的时间、里程和油料，对重载车辆悬挂系统的压力减轻，种种强烈的诱惑让我找不到有力的论据和动力坚持己见。只有之前掉冰窟窿给潜意识留下的那道隐隐作痛的疤痕，才是我最后的屏障。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当大家放弃走冰面直穿西金乌兰湖的主张，而同意只沿着湖边走的时候，我放弃了抵抗，继而找到一个漫滩，夹着菊花缓缓把车开了下去。
顺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冰面上有一道颜色浅浅的裂痕，看起来和其他的纹路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开出几百米之后，这道痕迹没有任何消失或分叉的迹象，反而更加明显了，而且它开始向着湖中间的方向延伸。大概是在马路上沿着白线黄线虚线实线开车习惯了，我也一直沿着冰上的这道线开。直离岸的距离有点超出我了心里承受底线，我提出靠近岸边一些，然后转向，打算压过白线回到岸边，哪里知道白线下面是一条几乎贯穿整个湖面的巨大裂缝——前轮顺利通过之后，重载的后轮直接把它压碎了。
后面的阿泰看到我们陷车，第一反应是马上上岸，毕竟他离岸边比我们近得多，而且他旁边就是缓坡。但是毁在掉头的时候没能躲过那道裂缝，华丽丽的也陷住了。
说来奇怪，我也并没有刻意的关注什么，可是那几秒钟的画面仿佛慢动作一样，一帧一格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这个画面没有声音，是个默片——我完全不记得我当时说过什么，或者听到别人说了什么。但是我清晰的记得上衣右侧口袋里沉甸甸的感觉，那是我的铱星电话，电池的电量是92%，我当天早晨刚检查过。我的上半身已经爬出窗外，屁股坐在窗框上，正准备把腿抽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仪表台上义哥的海事卫星电话，这几天一直没用，电量是满的，我抓起来也装在口袋里。抽出一条腿，马上要脱身的时候，我又看到了GPS挂在支架上连着点烟器，我又伸手把它也摘了下来，又塞进了口袋里。
车身两侧的冰不断的崩塌着，义哥脱身的时候正好踩翻一块，千钧一发的时候他顺势倒在冰上打了一个滚，总算没掉进水里，但是大半个身子都湿了。
这台车失陷的情况很清晰了，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冰层下面的水有多深。看阿泰的车离岸近的多，后轮好像也已经着地，救援难度应该相对小一些。小高在疯狂的往外掏阿泰车上的东西。阿泰挂上锁，前后试了几次，除了车轮扬起水花滚滚，车身完全无法动弹。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义哥的车完全无法自救，阿泰的车还有一线希望。人都没事，除了义哥湿了衣服。食品和露营装备都在阿泰车上，值钱的摄影器材都在义哥车上。大黄也没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敢和野狼彻夜周旋的神犬，竟然怕水。它可怜巴巴的把头从车窗伸出来，几次鼓起勇气想跳车，甚至都摆好了要跳的造型，可总是在最后那一刹那又软了回去。
车的尾巴一点点的在下沉，谁也不知道前轮的冰还能撑多久。最后还是小高跑了过去，从窗户爬进车内，照着大黄的肥臀一脚就把它踢了出来。紧接着小高还想借机会从车里抢救些物资出来，但是后备箱已经有快一半沉入水下，最后只能拽出几个箱子，其他的东西都无能为力了。
岸边的石头都被侵蚀的裂成碎片，用手一把啦就哗哗往下掉，要想找到锚点就必须到岸上去。可是岸上条件也好不到哪去，地面平整得像是刚刮过胡子的下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挖坑埋东西。我拿起铁锹往土里一戳，两只手都震麻了，完全是冻土，铁锹的作用几乎跟掏耳勺差不多。那也没办法，只能挖。海拔4600多米，虽然不算太高，可是人的运动能力也下降到不及平原的一半。气温不到零下十度，风一直在刮，仿佛是在用砂纸打磨每一寸裸露的皮肤。几个人虽然都近在咫尺，但是必须大声喊话才能互相听见。而就连喊话，都是需要酝酿一下存住一口气才能完成的。
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挖的坑勉强能埋下一只拳头。再挖，只要能挖动，就挖。我挖几下换义哥，义哥挖完换阿泰，阿泰挖不动了再换小高。终于能埋住猴爬杆的底座了，马上拿过来试，结果绞盘一拉，坑就破了。再挖再试，终于能带上劲了，猴爬杆又被拉弯，还是失败。再挖，再试，到最后，终于，感觉还差一点就能上来的时候，车熄了火，再也打不着了。
当时是下午4点多，距离失陷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地处西金乌兰湖南岸，距离最近的人烟240公里。两台车都失去了自救的希望。
希望的产生，为了希望努力，为希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希望破灭，然后从头开始。这样的单曲循环回放了不知道多少遍，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除了抽脸的凉风，除了刺耳的呼啸，除了心里对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的那一丝丝疑虑。
能做的事情还剩下一件，求救！
很多个月之后，我出差路过格尔木，和当时救我们的管理局领导一起吃饭，席间我弱弱的问了一句：“您当时的语调怎么会那么淡定呢？感觉不像是要去救人，而是下班之后要去和朋友吃饭！”
局长回答：“你们进去之前，我说了那么多，就是没有提不要走冰这一条，结果你们就真的走了。另外这种事我们见的多了，如果我的口气在电话里流露慌乱，那你们就会乱，你们要是乱了，就真的危险了。”
其实我是能明白这种感受的，因为就在义哥刚刚局里打过求救电话没多久，我就悄悄给我的一位朋友也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也用极尽平淡而且略带戏虐的口吻让她记下了我们当时的坐标点，然后告诉她我们完全没事，只是48小时内如果没跟她联系的话，就让她把这个坐标发给我新疆的保障团队。她多问了一句给新疆之后应该怎么办，我说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这个点救我。她当时就哭了，但是仍然忍住了慌乱接下了任务。
救援谈何容易！这次进山的路线有6成以上是我用卫星导航工具在电脑上规划出来的，根本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走过。240公里的直线距离加上绕行，行驶距离超过350公里。就算不陷车，不坏车，不发生任何意外，也要最少两天的时间才能赶到，还要再加上从格尔木出发赶到下道点的一整天时间。高海拔，极寒冷，强风，随时可能突降的大雪，随时会把他们搁在路上。我们的口粮能坚持5天时间，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精神粮食，远远没有那么充足。
可可西里巡山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在当时拍下的视频里，有这么一段：我们几个人都挤在帐篷里，义哥面前摆着几摞人民币，都是从水里掏出来的，已经全部湿透。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碗接着，把人民币里的水像拧毛巾一样挤出来。义哥说，钱都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够不够付救援费；这些钱如果拿到帐篷外面去晾，一下子就会被风吹跑了，给可可西里造成污染。人人都趋之若鹜的人民币，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污染。
东西吃不下去，一方面是不舍得吃，另一方面是真的吃不下去。人在越是觉得食物珍贵的时候，越是不停的想吃，但真的是吃不下去。巧克力冻得比干透的牛轧糖还硬，嚼不了几口就两腮酸疼外加气喘吁吁。压缩饼干更夸张，用牙根本咬不碎，只能用牙咬住了然后掰碎才能入口。但是更加让人着急的，是水。水量并不紧张，抢出来好多箱，够我们敞开了喝上一个礼拜都没问题，但问题是它们全冻住了，硬的石头一样。而且那样的冷，加上那样的风，汽油炉的热量还来不及被吸收就消散了。好不容易弄了半锅水，再把矿泉水瓶子破开，把冰扔进去化，半个小时后水里还是一大坨冰飘来飘去。小高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提红牛，给每人发了一罐。我把红牛放在怀里捂着，过了整整半天也没能喝掉四分之一。
身体早就失温了。你能清晰的感觉到双腿和双臂的冰凉。如果你不活动，穿再多的衣服也没用；可是如果你活动，又会消耗你无法补充的珍贵能量。义哥的衣服一开始就湿了，没得换，只好从阿泰小高那里找些衣服凑合穿上，然后在帐篷里裹住睡袋不动。小高一直在忙乎，煮水，化冰，清点物资等等。我时不时出去帮帮忙，搭把手又尽快回到帐篷。我想那些工作是没必要做的，小高这样折腾可能也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吧。
我自己也时常有这样的时候。以前在羌塘，晚上经常在帐篷里被憋醒，就像头被人按在水里挣扎着无法呼吸，马上就要崩溃的那个瞬间。可是你恢复意识醒来的时候，那个人并没有松手——你被紧紧的裹在睡袋里无法自拔，帐篷的通风拉链就在眼前可是你就是摸不到它，你恨不得马上撕裂睡袋挣脱出去可是你做不到。最后你还是要hold自己，用合适的动作，慢慢打开睡袋解放双手，然后才能打开帐篷，把头伸出去狠狠的吸几口本已稀薄的空气。然后你就只能一直坐着，直到你能恢复意识，直到你的呼吸回到正常节奏，直到心跳回到正常速度，直到你了解这并不是一场噩梦，你才能重新躺下，艰难的继续休息。
在可可西里的湖边，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我有好几次被推到了这样的边缘。有时因为一根香烟，有时只是因为喝不到那口期待已久的饮料。
出事的当天，太阳下山之前，我打开我自己的小帐篷准备卧具。就在这个时候，风里传来一丝鸣笛的声音。我条件反射一样仰起头四处张望，我明知不可能，但还是拼命把眼光聚焦在远方的每一粒像素上。没有人来，声音来自义哥的车。当时只剩下两只前轮还搭在冰面上，车已经几乎竖了起来，整个驾驶舱都已经沉入水下。那就像是生命在逐渐逝去的动物，在发出垂死之前的最后一声哀嚎。我跟小高说，拍下来吧，别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望向那个方向，冰面上什么都没留下，车完全沉入了湖底。
我们是幸运的，阿泰的车还在，而且所有的食品、水、帐篷和睡袋都在他的车里，汽油也剩下很多。这是我们的生命线。当时是因为电路进水导致短路造成喇叭鸣响和雨刮启动，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车子在拼劲最后一丝力量挣扎，在可可西里的寒风中哀嚎——救救我……
在后来的几次和可可西里局领导的卫星通话里，我用环境描述、相对位置和GPS坐标三种方式描述了我们的位置，这样不管是巡山队员还是外面的指挥人员，都会用各自的方式对我们的位置产生准确的理解，同时也用不带感情色彩的描述了我们当时的状态。局长一直保持着沉稳淡定的语调，告诉我要照顾好大家，稳定军心，告诉我他的救援队已经出发，选拔的都是最精干的队员，日夜兼程的赶路，一定会把我们找到，让我们不要再做任何救援的尝试，保持体力，保证安全，等着就好。
我们的心里也有本小帐：一只最专业的商业保障团队，可以在收到信息之后的三小时之内备齐所有物资出发；从格尔木到下道点如果不遇到任何堵车、下雪封山之类的阻碍，好车6个小时可以赶到，巡山队的20皮卡需要8、9个小时；下道之后350多公里，轻装的好车时速稳定在30公里每小时是靠谱的，顺风顺水的情况下12小时左右应该能赶到，20皮卡需要20小时。最最理想的状态，老天爷开眼愿意把我们留在人世少受一点苦，巡山队第二天晚上就能到。
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希望，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盘算的理想状态，是第三天能到。如果第三天下午还见不到人，我就要让新疆的队伍出发了。他们最多4天可以赶到，我们省着点吃东西，勉强能坚持住。虽然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但有靠谱的希望，总能挺下去。
那天下午，除了义哥因为没有挡风的衣服穿，而且有点低烧症状没怎么离开帐篷，我、阿泰和小高，基本上总有一个人在外面溜达，时不时用望远镜扫过地平线，期待能看到什么移动的影子。天色暗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什么都没发生。大家话说的也少了，吃口东西，喝点温凉的水，各自休息。急躁的情绪一直都有，大家都在克制，找各种话题和方法排遣，可是明天会怎么样？后天呢？我一个人躺在我的单人帐篷里，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好不容易有点困意了，大黄忽然又狂吠起来。又有狼，有就有，让它来吧，谁怕谁，现在的我们，狼性也差不到哪去。可是大黄的叫声就在我帐篷旁边，震得我脑仁直疼，我的暴躁终于爆发了，起床穿好衣服，打算出去踢两脚。可是真出了帐篷，冷风一吹，看到大黄，又完全平静下来，而且心生无限怜悯。在这个地方，只要能站在身边的就一定是伙伴，只要是个生命就值得去尊重，能活着，不容易啊。
大黄见了我，就不叫了，眼睛呆呆的望着东方。我顺着它的眼光朝那边看，不知道是星星还是月亮让他那么兴奋。用手电扫了一下，几百米内也没有任何动物的踪影。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余光清晰的捕捉到了一丝闪光，就在大黄张望的方向。我马上拿出望远镜对准那个方位，没错，又闪了一下，这次我能清楚的分辨出来，那不是我的幻觉，那是一对车灯的光亮。
当时是夜里十一点四十分，距离失陷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
灯光闪了这么一下，短短一两分钟时间，就消失不见了。我把消息通报给大家，阿泰和小高都走出帐篷在黑暗的荒野中守候，可是那灯光再也没出现。我们用强光手电，头灯，等等所有能亮的东西照向灯光出现的方向，但是换回来的除了黑暗，还是黑暗。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疲惫感和寒冷深深的侵入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荒野的尽头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这几年由于气候变暖，冻土融化，可可西里的很多大湖水位上涨，在周围形成新的水域，西金乌兰湖也不例外。刚才灯光闪烁的位置，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区域内。我们白天能观察周围地形，寻找合适的路线通过，可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会给巡山队埋下多少危险的伏笔？
算了，不等了，回去睡觉。一切都等天亮了再说。巡山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到达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他们一定是日夜兼程的在赶路，中途不可能有任何的休息。他们还能剩下多少体力照顾我们？毕竟还要穿过三百多公里的无人区才能回到人间，谁知道这个过程中还有多少曲折在等着我们？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全自己，在撤出的路上，还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巡山队在清晨四点半到达我们的营地，两台20皮卡，五个人，全都熬红了眼睛。大恩不言谢，何况我们眼前还有那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巡山队了解到我们人员都无大碍之后，马上开始了救援工作。义哥的车已经沉入湖底，而且水面已经冻结。我们在冰上掏了一个洞，勉强能透过水面隐约看到车顶的射灯。
以我们当时的条件，是没法救援的，只能先去试试弄阿泰的车。人多手快，我们没用多少时间就打破了车前面所有的冰层，把阿泰的车拖了上来。出事两天了，泰哥第一次走到他的爱车旁边，东摸摸西摸摸，最后打开后备箱尾门，车里的积水哗的一下流下来，泰哥再也没忍住眼泪，动情的说：“我的兄弟啊，这个车是我最爱的东西啊，我把你搞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好难受啊！”我一把抱住泰哥，安慰他说：泰哥，没事，我们得救了，一切都会好的，别难受了。可是一边说，我的眼泪也一边止不住的流下来。
巡山队了有个好兄弟精通修车，打开阿泰的机盖弄了半天，也无法让车重新发动起来。大家都处在深度疲惫的状态中，在无人区多呆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风险。最后我们不得已，只好决定先弃车，收拾贵重细软，撤回格尔木重振旗鼓，再做救援打算。
透过这个窟窿，隐约能看到车顶的射灯
险些把我们永远留在可可西里的冰裂缝。前景这一小片碎冰就是事故发生的地方，车就在冰层的下面。
巡山队的兄弟们，真真的个个都是战士。从凌晨四点多到达，救援到快中午11点，拔营出发，就真的是一分钟都没休息。我怕大家太疲劳，几次提出换手开车，但是都被拒绝了，他们只是说：你好好休息！就这么一句话，几次差点把我的眼泪又引出来。
所幸一路并无太大波折，夜深之后在格鲁错附近迷了一次路，打开电量仅存不多的GPS，立刻纠正了方向。凌晨三点多到达二道河保护站，没有足够的床铺被褥，也没有人接应，我们只能自己生炉子打地铺。但这已经是人间，再也没有催人欲狂的风声，没有刺骨的冰冷，没有了无望的等待。可是，明明已经透支到极点，却仍然失眠了。我，义哥，阿泰，小高，没有一个真正睡去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并没有太多想法或感悟，空洞的像西金乌兰湖的冰面一样，可就是睡不着。
窗帘透过一点光，到后来变得大亮。我们都没怎么走动，怕弄出声音来影响巡山队的兄弟们休息，希望他们能多睡一会儿。可是他们也早早就起了床，好像并没人真的睡了一个透觉。既然大家都起床了，就早早出发返回格尔木吧。中午路过五道梁吃饭，我才看到巡山队是带着枪进来的，一把类似AK47的家伙。原来他们对于危险的防范，比我们要大几个维度。
义哥的好朋友虎哥，在我们获救之前得知了消息，连夜调动他自己的乌尼莫克要赶来救我们。但是那车速度实在太慢，赶了一个晚上才到锦州。虎哥一看来不及，马上带人飞到格尔木，要从当地想办法调集力量救我们。好在巡山队手快，虎哥一行人抵达的当天，我们就脱离了险境。当天下午四点多我们到达格尔木，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虎哥。可可西里的领导后来也赶过来看望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一句“出来就好”，又弄得我们潸然泪下。
了解了现场情况，为后续救援而做的准备工作就也能做到对症下药。到达格尔木的第二天，在巡山队一位兄弟的协助下，我们找了两台六驱卡车，一台皮卡，准备了大量的绳索和钢索，两根大木方，一台油锯，一台电镐，若干大锤和钢钎，必要的生活物资，准备隔夜就出发，进山捞车。
我心里隐隐知道，后面这部分工作，才是整个事件中最痛苦的部分。好多一起玩过的朋友应该能了解，其实我的体力还是不错的。从罗布泊挖沙子，到三无连穿的挖泥，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我都能伸把手。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是第二次进去，在受尽折磨之后，好不容易回到了人间，却要马上抛弃一切，甚至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再次面对一模一样的境遇。说实话，我有点害怕了。
巡山队的兄弟是绝对靠得住的，找来的司机和帮手也都是看起来很精干的人，而且都是经常在高海拔无人区工作，经验丰富的很。其实哪怕只有他们进去，也能完成任务。我们四个状况都十分不好，尤其是义哥仍然在反复的发着低烧，所以我一直在力劝义哥不要再上去了。如果一定要有我们的人在场，我就带小高一起走。人再多了车里也没地方坐。但是义哥实在放心不下，最终还是我们一起出发，把阿泰和小高留在了格尔木休息。
这种六驱卡车，以前是在部队上运输武器装备的。那时候经常可以看见成队的这货，后面拉着大炮飞奔，所以我们又管它叫炮车。这个东西的驾驶舱里简单的很，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作内饰的东西，全是涂着绿漆的铁皮直接露在外面。人坐进去，感觉就像被包在铁皮罐头里，狭窄局促，碰哪哪疼。但是这炮车并不慢。我们开着皮卡在前面跑，不管什么时候停下来，没几分钟就能看见庞大的身影出现在倒后镜中。天不黑到达二道河保护站，全员住下，享受进山之前最后的温暖。
义哥又是一晚上没睡，不停的咳嗽，而且低烧不断。天亮之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上了，坚决的阻止了他，并在路边拦住一台驶往格尔木的大车，把他强行塞了上去。于是我在救援队里唯一熟悉的，就只剩下大黄。考虑到义哥的身体状况不太方便在城里照顾它，另外大黄又能在夜里给我们站岗放哨，我就把大黄留在了身边。大黄现在跟我已经相处的很好了，我去哪它都能跟着。
这次进山的路线，又是重新规划的新路。因为之前的路线有很多陡坡急坎，炮车不一定能通过，我就连夜做了条航迹，输入GPS设备里。巡山队的兄弟大概看了一下卫星图，点点头说能行，我们就沿着这条线下了道。
刚从山里得救的时候，我也有点咳嗽，到格尔木之后睡了一觉就好了，也没在意。这会儿又进了山，病情骤然加重，咳的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完。后来巡山队的兄弟给我拿了两片药吃下去，竟然压住了。他说，在山里有时抽烟抽的胸疼，吃两片这个药就能缓解。这些可可西里的卫士们，很多都是索南达杰的老同事，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全世界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十几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你们都是真正的英雄。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最初拿着脚本来勘景的时候，手里是个假大空的故事。直到跟这帮人聊过之后，完全推翻了之前的创意，才形成了最后这个版本。
那时我就坐在这样一位英雄的副驾，吃着零食，听着车里放着藏语歌曲，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领着两台六驱炮车，驶向可可西里的深处，去搭救两台身陷囹圄的LC76。
下道之后没多久，朔风就卷下纷纷扬扬的一天大雪来，能见度降到几百米，大地很快就白成一片。航迹是新规划的，本来也没人走过，所以倒不担心看不见车辙印子什么的，而且这样反而有利于两台炮车追寻头车皮卡。但是速度还是受到严重的影响。本想一口气至少开到西金乌兰湖畔，但是到下午六点多，也就才推进了两百多公里。风雪一阵比一阵紧，大家已经很累，而且又没必要赶的那么狠，于是找了个背风的地方扎营造饭。其实这是专业人士的一个很好的条理：再着急的事情，只要不涉及人命，就要保持自己的节奏推进，该吃吃该睡睡。着急反而会种下许多隐患的种子，导致欲速而不达，甚至酿成灾祸。
大黄一直在营地周围溜达，爱理不理的吃了几口我们给它的剩饭，时不时啃几口雪。我叫它进帐篷，它偏不，独自趴在雪地里呆呆看着我，我一走近，它就跳起来跑远。于是我不再管它，只是在帐篷入口的地方留了一个缝隙，算是它的一条后路。果然到了半夜，这个家伙用鼻子拱开了缝隙，蹑手蹑脚的探进来，像是怕吵醒别人而不敢发出声音似的。最后大黄依偎在巡山队兄弟的脚边，把鼻子埋在尾巴里睡去了。
第二天中午到达营地，一切都还差不多是原来的样子，车还在，帐篷也在，只是在可可西里狂风的肆虐之下，看起来破败一些。从浮华的城里过一下，再看这个营地，一时都想象不出来那几天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几个兄弟毫不耽误时间，先搭帐篷做饭，手闲的人就把工具都卸下来准备开工。这几天来我一直担心车会顺着湖底的斜坡滑到更深的地方去。于是赶紧找到前几天在冰上打的洞，重新把它破开，看到车还在，不禁松了长长一口气。
原生的冰层，厚度达到了50公分，而碎裂的地方，新冰都是酥的，不定哪一脚就会踩进去。我们把木方搭在冰层脆弱的地方当工作台，启动油锯就开始切冰。切下来的冰块有几百斤重，靠人力捞不上来，我们就用绳子把它套住，用车往岸上拉。
到下午6点多钟吧，终于把车上面和前方的冰全部打开，这时候站在木方上面，就能清楚的看到车的全貌了。然后我们用钢丝绳做了一个活套，顺到车前保险杠的下面，然后收紧，抱住了车的前杠。这个过程也蛮顺利，试了四五次就成功了。钢索的另一头栓在炮车后面，慢慢的一拉，冰窟窿里的水漾起剧烈的波浪，下面的车动了。天快黑的时候，义哥的76已经完全露出水面。这一天的工作到此为止，刚刚好。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起床开工了。大家都知道在无人区里资源的宝贵，长时间逗留的风险，都想在可控范围内尽量快速的完成工作。在炮车强大动力的支持下，两台车上岸几乎没费什么劲。但下一个问题是，怎么把车运出去。最省力最舒服的方式，一定是用炮车背，但是炮车的后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宽阔。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只力，用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才勉强把义哥的车送上一台炮车，之后连箱板都合不上，我心想，这下完蛋了。
救援队里没有任何人愿意驾驶被拖的车，生怕在出山的路上再出现其他问题造成损失，只有我上。车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冻结的，没有任何办法取暖。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我也坚持不过一个小时，双腿双臂就失去了全部知觉，只能停车活动一下。好在其他人也需要停车上个厕所抽根烟，我的“特别待遇”并没有对整体进度造成太大影响。但是速度肯定是慢的，天快黑的时候，才刚到格鲁错，而这时的冷，已经很让人绝望了。
这时候的GPS早就没电了，就这么在脚底下扔着，也顾不上捡。
凌晨三点多，终于看到了109国道上往来车辆的灯光。
这一次，我们真的做到了。
从水里捞出来的三脚架，镁合金云台被腐蚀成这个样子。
被湖水泡过的手机，两个月之后
完成救援之后，刚刚到达保护站的我。
故事讲到这，也就差不多了！